[博士论坛]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运动中亲反社会行为关系：成就取向的中介作用

摘 要：目的：检验成就取向对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运动中亲反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问卷》《运动中任务定向和自我定向问卷 》和《运动中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量表》对815名运动员进行调查。结果：（1）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运动中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任务取向对运动中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自我取向对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任务取向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运动中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取向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运动员在运动中的亲反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成就取向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成就目标取向

中图分类号：G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20）03-0001-08

Abstract：Objective：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s core values and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competition. Methods： 815 athletes were selected and investigated using athletes core values questionnaire， questionnaire of task orientation and ego orientation in sports and the scale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Results： （1） the core values of athlete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social behavior， the core values of athlet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antisocial behavior; （2） task orient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self orient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antisocial behavior; （3） task orientation played a role of a partial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the core values of athlet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elf orientation played a role of a partial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the core values of athlete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core values of athlete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thletes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The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s core values and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competition.

Key words：Athletes core values; Prosocial behavior; Antisocial behavior;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運动员核心价值观是指运动员基于运动队的需要和利益所形成的对运动员价值的根本看法，是运动员在对训练和比赛中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认知和评价时所持的基本观点[1]。运动中亲社会行为是指运动员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帮助他人或对他人有利的行为，运动中反社会行为指的是运动员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对他人不利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2]。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者关注价值观影响下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采取的行为及其结果，如Staub等人研究发现，道德价值取向特征明显的个体在生活中更有可能做出亲社会举动[3]。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个体评价行为的标准，并通过多种方式引导人的行为[4]。Schwartz认为价值观能够给予行为方向与强度，进而促进行为[5]。另有研究表明，价值观在个体对行为进行定向和调节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或核心的作用[6]。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参与体育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欣赏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事情，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受到极大地关注，他们的行为对青少年产生重要影响。Lee等人的研究表明，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行为与运动员所秉持的价值观有关[7]。Lee等人认为运动员的行为除了与运动员价值观有关外，运动员的成就目标取向也会对运动员亲社会反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8]。Nicholls的成就目标理论（achievement goal theory）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成就目标取向来预测个体不同的行为模式[9-10]。此后Duda和Nicholls将成就目标理论应用于体育运动情境，发现体育道德行为和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成就取向或比赛动机有关系[11]。研究者们认为，任务取向型的运动员更加关心自己通过努力后能力的提高和对任务的掌握程度，他们通常以自我为标准判断自己是否成功，因而在训练和比赛中更加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自我取向型的运动员则是倾向于与他人相比获取优势来显示自己才能，并尽量避免那些可能引起失败的情境。Nicholls指出运动员若专注于获胜则有可能导致在比赛中缺乏公平公正[10]。Kavussanu等人[12-13]、张璐斐、张华光、施小菊[14]以及贺亮锋[15]、祝大鹏 [16]等国内外学者对运动中的成就取向与道德行为的研究显示，任务取向与亲社会行为积极相关，而自我取向则与反社会行为积极相关。Biddle等人在总结前人相关的研究后认为，任务取向与更高的道德水平、亲社会行为、运动员精神等有关[17]。而自我取向与认可攻击、不道德行为，并相信能力和欺骗可以获取成功有关，他们参与体育的目的是获得社会地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运动员价值观会影响其行为表现，也是运动员成就目标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成就目标取向也可以预测运动员的行为。尽管已有研究分析了运动员价值观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但其在运动员价值观的选择、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考虑还需深入探讨。本研究所使用的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已有研究中的运动员价值观有所不同，核心价值观既是对运动员一般价值观的凝练，同时也是对运动员所应具备价值观的期望，主要以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主，而且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更加丰富。此外，在运动员价值观与亲反社会行为关系的认识上，东西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综上，本研究拟考察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成就目标取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H1：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的6个维度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假设 H2：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通过促进任务取向，进而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通过降低自我取向进而显著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

1 测试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湖北省、福建省、四川省和云南省4个省体育局所属省级运动队的运动员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91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872份，经过对问卷逐份检查、删除漏答、有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其815份，有效回收率93.5%。本调查被试涉及的运动项目包括田径、游泳、水上、篮球、足球、排球等14个大项。

1.2 测量工具

1.2.1 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问卷

采用张东军等人编制的《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问卷》，该问卷包括28个条目，6个维度[18]。本次测量中，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问卷整体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35，荣耀祖国、回报社会、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崇尚公平、善待身心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分别为0.740、0.758、0.749、0.712、0.738、0.782。

1.2.2 成就取向问卷

采用Duda等人编制，陈坚、姒刚彦修订的《运动中任务定向和自我定向问卷》 [19]。该问卷由13个题目组成，包括任务定向（7题）和自我定向（6题）两个分量表，本次测量显示，问卷的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两个分量表α系数分别为0.782和0.767。

1.2.3 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量表

采用Kavussanu编制，祝大鹏修订的《运动中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量表》[16]，问卷由23个条目组成，包括亲社会行为队友（5题）、亲社会行为对手（3题）、反社会行为队友（5题）和反社会行为对手（10题）。该问卷在实际使用中，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一阶4因素模型考察，也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二阶2因素模型考察。本研究对两个模型分别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二阶2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佳。本次测量中，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α系数分别为0.852、0.877，总问卷α系数为0. 839，表明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上述三份问卷均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方式进行，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5）。

1.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8.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并进行相关分析，使用 AMOS1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于运動员的自我报告，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因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首先在程序控制方面，通过指导语和测试情境控制偏差，指导语以醒目的字体提示被试，本次调查采用匿名填答、不做个案分析、不泄露个人信息等，同时在测试过程中尽可能给被试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以消除被试的填答压力。其次是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部分题目反向计分等措施进行控制。此外，本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10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581，GFI=0.851，CFI =0.882，AGFI=0.838，NFI = 0.821，IFI = 0.882，RMSEA = 0.044，这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文影响较小。

2.2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对本次调查的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问卷、成就取向问卷和亲社会反社会行为问卷815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的6个维度与任务取向显著正相关，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的荣耀祖国、回报社会以及善待身心3个维度与自我取向显著正相关，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3个维度与自我取向显著负相关。此外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的6个维度与亲社会行为均显著正相关，与反社会行为均显著负相关。

2.3 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首先检验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先构建所有6个核心价值观对亲社会反社会行为影响关系的初始模型，初始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不够好，其中χ2/df =2.981>2，GFI、CFI、AGFI、NFI、IFI均小于0.90，需要进行修正。参照模型检验后提出的修正建议，根据临界比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将不显著的路径关系删除。对模型进行上述修正后，χ2/df =1.792<2，GFI、CFI、AGFI、NFI、IFI均大于0.90，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合理取值范围内，表明保留下来的前因变量（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结果变量（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关系模型整体拟合较好。由表2可以看出，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对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临界比值的绝对值都大于1.96。模型中回报社会和善待身心两个核心价值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回报社会、善待身心以及荣耀祖国等3个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反社会社会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

2.4 中介效应检验

在直接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检验成就目标取向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最大似然法检验成就目标取向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饱和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效果基本符合要求，其中，χ2/df=2.581，小于最高上限5;RMSEA值为0.044，小于0.05，但其他一些指标均不太理想，表示模型需要进行一步修正。参照模型检验后提出的修正建议，将模型中到成就目标取向和亲反社会行为的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关系删除，得到修正后的中介作用模型，修正后的中介效应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χ2/df=1.561，RMSEA值为0.026，GFI、CFI、AGFI、NFI、IFI均高于0.85，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由表3和图1可知，当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后，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对亲社会反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均有所减小，荣耀祖国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不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表明任务取向发挥的是完全中介作用;当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3个核心价值观预测亲社会行为时，任务取向发挥的是部分中介作用;当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崇尚公平预测反社会行为时，自我取向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 分析与讨论

3.1 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成就取向、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员核心价值观6个维度中只有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崇尚公平等4个维度对亲社会反社会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至于回报社会和善待身心两个价值观对亲社會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原因，研究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次调查所使用的亲社会反社会行为问卷是基于运动情境下（特别是比赛中）开发的，问卷中所列举的行为多是比赛中可能出现的行为，而回报社会是社会指向价值观，强调的是运动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善待身心是个人指向的价值观，重点关注运动员个人的身心健康意识和习惯。相对而言，这两种价值观对运动员在比赛中行为的影响没有另外4个价值观那么大。其次，有研究表明运动员从事某种行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外部奖励、名望、得到他人（ 如教练）或社会认同、避免惩罚等，其更注重比赛的结果而非比赛的过程，为赢得比赛，他们更可能会做出任何有利于赢得比赛的运动反社会行为[20]。另有研究发现，多数运动员在我国传统的金牌至上思想影响下，更重视与运动成绩有关的价值观，而对于回报社会和善待身心这两个价值观的认知差异很大，总体认同程度不高，这可能也是难以预测运动员亲社会反社会行为的原因[1]。

数据分析表明，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我们通过仔细对比发现，这4个核心价值观多与运动中道德品质有关，例如荣耀祖国强调要在比赛中展示良好的比赛作风;团结协作强调队友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相互协调、互相支持;拼搏超越强调努力进取，不断超越;而崇尚公平则强调运动员应该以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比赛等。陈华东等人发现运动员在对运动亲社行为进行归因时，大多将原因归结于“品性良好”“团队精神”“追求胜利”等因素[21]。Bardi和Schwartz在分析个体喜欢依照价值观行事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个体有保持价值观与行为一致性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体意识到价值观行为一致是值得的，它可能帮助个体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22]。因而我们看到，那些在比赛中更愿意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对这些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较高，所以就有可能产生了与价值观相一致的亲社会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行为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所需要的结果。例如有些运动员在生活中可能因为性格等原因很少交流，但是在比赛中却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愿意放弃一些个人之间的不快，主动为队友提供帮助和支持，目的当然在于获取胜利。在足球比赛中，如果对方队员受伤，那么主动将球踢出场外暂停比赛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行为，倘若有运动员不这样做便会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因而即使有运动员不愿意这样做，但考虑到可能的后果，一般还是会将球踢出界外的。

研究发现能够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的价值观有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这些价值观倡导的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以公众认可的方式获取胜利，因而其对比赛中的不道德行为是采取排斥态度的。Knafo等人在研究价值观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时也有类似发现，博爱、遵从和安全等价值观与暴力（反社会）行为负相关[23]。至于荣耀祖国对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原因可能在于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青少年运动员，他们对荣耀祖国的认识不够全面，因而对反社会行为的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盛炯等认为运动员在做出运动反社会行为时，首先要使其内在的道德自我调控过程选择性失效，从而做出运动反社会行为[24]。陈华东等人发现，运动员对反社会行为的归因多为“被动反击、以牙还牙”“战术安排”和 “对手动作过大”等外部因素[21]，此类因素也多因为运动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不够导致。

根据成就目标理论，成就目标取向被认为是个体社会化体验的结果，一个人的成就取向是与其道德态度、信仰、价值观紧密相关的，高任务取向的个体总是对公平、合作等价值观更加敏感[10，25]。Chaumeton和Duda在其一项对不同水平篮球教练员执教理念和行为研究中发现，如果教练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不断强调竞争的结果，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定运动员的能力，就会强化运动员的自我取向[26]。我国运动员在其长期训练中所形成的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等价值观，都是以强调运动员要通过自己的刻苦训练、努力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等作为成功的主要判断标准，因而在些价值观的影响下，其任务取向相对处于较高水平[27]。

3.2 成就取向对运动员核心价值观与亲反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从路径分析的结果来看，成就目标取向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预测亲反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当荣耀祖国预测亲社会队友行为时任务取向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亦即荣耀祖国要通过任务取向的中介才能有效预测运动员的亲社会行为。当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预测亲社会行为时，任务取向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当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预测反社会行为时，自我取向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当如前所述，运动员的价值观直接影响这他们对训练和比赛中各种现象的判断，使运动员能够发现哪些事件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并能够促使按照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件和目标去采取具体行为。运动员所秉承的荣耀祖国、团结协作等价值观均能帮助运动员建立积极的训练理念，有助于运动员建立任务取向的成就動机，因而在这种动机的影响下，运动员在比赛中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反之，倘若运动员错误的理解了教练员的日常教育，或教练员在日常训练中给运动员灌输了过多的以超越他人成绩来作为成功的标准，过分在意胜负，就会导致运动员形成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这就会加剧运动员在比赛中采取反社会行为。总之，运动员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成就动机的性质、方向和强度，而成就目标定向又是影响运动员比赛中行为的重要影响变量，所以，价值观即可对行为直接产生作用，又可通过成就目标定向使其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得到强化。

上述中介作用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运动员核心价值观、成就目标取向都会影响运动员的亲反社会行为，但是其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与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相比，成就目标取向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因为运动员核心价值观是体育组织大力倡导的，是否能够转化为运动员个人的价值观非常重要，而以任务取向为主的成就目标取向的形成则有助于这种转化的顺利完成。因此，体育管理部门在推行运动员核心价值观时，要结合成就目标取向一起培育，运动员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作用才能发挥的更加明显。

3.3 对运动员行为管理的启示

运动员核心价值观、成就取向与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变量的相互作用会造就不同的运动员日常行为模式。因此，关注运动员核心价值观、成就取向与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相互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结果启示我们，在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和比赛中，要以整体的和系统的观点看待运动员的行为，影响运动员行为的诸多因素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具体行为表现。

运动员成就取向是在其长期的训练中形成的，从其训练开始的那一天，通过与父母、教练和友伴的不断交往，逐渐认识到在运动情境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东西以及不同的关于成功的标准，藉此运动员逐步形成自己对成功概念的独特认识。如果在日常训练中，教练员认为运动员应该为掌握和提高技术而训练，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运动员认为只要付出努力，成绩有了进步就是成功，就会增加运动员的任务取向。相反，如果在训练中教练员过度强调环境的作用，以获胜或取得好成绩为主要价值取向，就会增加运动员的自我取向。

一般认为，任务取向占优势的运动员，是以努力为基础来解释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的，他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是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发展个人技战术水平而得到展示的。因而任务取向占优势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赛的过程，考虑的主要是比赛中的任务，更愿意遵守规则，不愿意采用不诚实的方式获取胜利。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取向占优势的运动员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的标准建立在胜过他人为主要依据，这种类型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超越对方，因而为了获取比赛的胜利，他们甘愿冒险采取不道德手段（比如言语和身体上的攻击、故意伤害对手、假装受伤等），他们认为在比赛中大家都会做一些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如果自己不做，反而会吃亏，甚至将这些不道德行为视为合理的技战术策略。因而，对于教练员和其他管理人员来说，需要通过一些措施培养运动员任务取向变得极为重要。

4 结 论

（1）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等核心价值观可能会促进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抑制其反社会行为的产生。

（2）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等核心价值观可能引发运动员产生任务取向的成就动机，而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会减少运动员产生自我取向的可能性。

（3）在荣耀祖国、团结协作、拼搏超越和崇尚公平等核心价值观影响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亲社会反社会行为时，如果运动员是任务取向占优势则会进一步促进其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反之，若运动员是自我取向占优势将会促使其表现出更多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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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